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亦称“荷赛”）迄今已举办了56届，今年，终审评委团中终于出现了第一张中国面孔——顾铮。

在网上查顾铮的资料，发现即使荷赛归来，对他进行专访的媒体数量也仅仅只有个位数。长期以来，关于他的人物专访屈指可数，视频报道几乎没有。而他对城市文化、摄影艺术、展览、图书的见解，却常见诸媒体，他还写过专栏。“我不太喜欢接受采访，尤其是对我个人的报道。”顾铮说。

在荷赛官方网站上，顾铮的第一身份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事实上，他也是这次9位终审评委中唯一的在职大学教授。 “当荷赛对外发布邀请顾铮教授担任评委的消息后，学院里贴了大幅海报，官方网页也做了醒目报道。”顾铮的研究生段书晓告诉记者，那几天的微博，常被“顾粉”们刷屏，“满眼都是学生与顾老师的合影和温情小故事”。 不过，初见顾铮时，段书晓觉得导师“不苟言笑，难以接近”。标志性的鸭舌帽、深色衣装，甚至连拍照时都一脸严肃，让人很难将“温情”与他相联系。还有，他出了名的严谨——学生论文因“大段摘抄网上内容不注明出处”，他送出好几个“不及格”；以及，在课堂上针砭时弊的有感而发，使他获封“愤中”的雅号——“愤青”的中年版。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上课时又会不时蹦出“木有”、“灰常”等卖萌词汇，虽是“app盲”（app指应用软件），他却坚持买碟“追美剧”。段书晓说：“顾老师把七情六欲都藏了起来。” 而顾铮这样说：“我不想被定义。” 关于入选评委  受邀原因并不知晓

  文汇报：在担任评委前，你与荷赛有过关联吗？

顾铮：应该说没有。我不是新闻记者，从未向荷赛递交过参赛摄影作品。 一定要说关联的话，往年荷赛评奖结束后，我都会买他们出版的年度摄影集画册来看，这算不算？

文汇报：你何时获悉要担任荷赛终审评委的？ 顾铮：去年8月，我收到一名担任荷赛基金会监事（supervisor）的策展人邮件，主要内容是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荷赛邀请担任评委”，但并没有指出是担任终审评委。我回复邮件表示“愿意”，之后两三个月，也没有任何荷赛相关人士与我联系。去年10月左右，我收到一封正式邀请邮件。接着荷赛组委会工作人员找我商量机票、食宿等具体问题。根据邀请信的内容，我担任第一轮的各个专业类别的评选之后的评选，不参加第一轮专业类别的评选，也就是担任终审评委。 文汇报：你认为荷赛为何邀请你担任终审评委？ 顾铮：具体原因我并不知晓。据我了解，在决定评委名单前，荷赛组委会会向各国摄影及艺术相关的圈内人士征求意见，寻找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

我能够入选，可能是他们考虑到我对中国当代摄影有专业而持续的关注与推动。10多年来，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个话题，也撰写了一些相关的书籍、论文发表见解。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有担任评委的对话能力。所谓对话能力，不仅是指用英语交流，我没有太大困扰，还包括我担任策展人或者评论家时的表现，是与他们需要的人选在思维逻辑上契合的。比如，我作为主策展人策划的2005年第一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如，我2011年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当代摄影艺术》一书，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多国文字，在很多国家的书店可以买到，也有幸被一些顶级图书馆作为馆藏。我还是有近60年历史的美国《光圈》（APERTURE）杂志的供稿编辑，是柏林的《欧洲摄影》（EUROPEAN PHOTOGRAPHY）的编委。

其他原因，可能还包括组委会对评委多样性的考虑。从荷赛官网来看，对我的身份介绍主要是大学教授和策展人，我确实是9位终审评委中唯一在职的高校教授。 关于年度照片  一切都不曾被预设

  文汇报：年度照片《加沙葬礼》（作者保罗·汉森Paul Hansen）是如何选出来的？ 顾铮：年度照片是在新闻发布会前一天选出的。当时9个大类的获奖作品已基本确定，年度照片就从中挑选。我们9个终审评委对每张照片逐一点评，但不是表态，最后大家匿名投票选出。我不能告诉你最后有多少票投给了《加沙葬礼》，但按规则必须有超过2/3的评委投票给它才能通过。

这次的终审评委会主席、美联社副总裁兼摄影部主任桑迪亚戈·莱昂（Santiago Lyon）态度严谨而开放，在评审照片的7天时间里，特别是评奖阶段，除了年度照片，我们一直是在点评、讨论中度过的，每个评委都必须从作品的专业特色等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

文汇报：在所有参赛作品中，年度照片是你最喜爱的作品吗？ 顾铮：在我看来，年度照片很完美，完美得像电影剧照，但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包含不确定性的作品。

比如获得一般新闻类组照一等奖的《叙利亚之困》（作者阿莱西奥·罗门兹Alessio Romenzi）中，有一张照片模糊、昏暗，从摄影技巧来说可能会为人诟病，但人类为追求更自由、美好的生活而甘愿付出的那种努力与牺牲，都可以在这张照片中看到。在我看来，这张拍摄人们扶老携幼在夜色中跨境逃难的照片，充满了诗意，甚至拍摄时的失焦，都像对人类不确定性的隐喻。在作者阿莱西奥·罗门兹提交的组照中，唯有这一张是模糊的，我能感受到他有确定的意志，一定要递交这张照片。也许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正好有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导致了他的失焦也未曾可知。

所以，如果一张照片能够激活观者的联想，不那么确定与局限，这是很有意思的。但《叙利亚之困》作为年度照片的话，可能会引起较大的争议，目前对专业性的评判还没有那么柔性。

文汇报：《加沙葬礼》最终当选年度照片，是否因为加沙地区冲突是2012年国际热门话题？

顾铮：一般来说，突发性、新闻性的摄影作品当选年度照片是比较容易被认可的。但并不是说因为加沙问题引人注目，我们就一定要选表现这一主题的照片作为年度照片。 在整个评奖过程中，一切都不曾被预设。我们希望收到的作品，能够在平凡中发现重大，但并没有所谓“重大题材”的主题先行。对我们来说，摄影师是谁、用什么器材拍这些信息都不是关注的重点，而且在最后一天揭晓之前，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基本信息。我们只关心有没有收到好照片。

关于获奖作品  不仅有新闻，更要有观念

文汇报：能否谈谈荷赛的工作流程？

顾铮：工作时间共计9天，第一天是工作会议，包括自我介绍、议事规则与评审流程讲解等，最后一天的上午是新闻发布会，下午是公众观片会。除了这两天，其余7天全在看照片，有5000多张。

每天上午8：45离开酒店，一般9点到荷赛永久办公室开始工作，下午2点可以去食堂用午餐1小时，然后接着评审。每天差不多工作12个小时以上，完全没有时间游玩阿姆斯特丹。

对于照片的评审，前期每个评委通过电子按钮决定照片是否出局。在后期评审阶段，我们先讨论，再通过举手、打分和电子按钮形式决定作品的去留。被评审的照片或是印在纸上，或是展映在大屏幕上。

文汇报：类似PS这类的修片工序已然成为绝大多数作品参赛前不可或缺的一步，荷赛怎么看待照片后期处理的问题？

顾铮：如果作者对照片主观的改动太多，通过修片技术扭曲、改变了事实，我们就判照片出局。比如把照片光线调暗，导致原片上某些信息被置于黑影中，我们一般认为这张照片所呈现的事实已经被改变了。 对于有异议的照片，我们会立刻要求作者提交原片。有时候，我们会拿原片与修片反复对比七八次以上，并进行充分讨论后，才决定它的去留。

文汇报：在这次的获奖作品中，有些作品被认为存在“摆拍”情况，这是传统新闻摄影所不允许的，而荷赛是新闻摄影比赛，你如何理解荷赛中的“新闻摄影”？

顾铮：以前有人说，射杀（shooting）、流血（blooding）、悲伤（moody）就可以概括荷赛获奖作品的主题，但现在变了，在突发新闻之外，还有大量照片是从日常生活中探求以往不曾意识到的当代议题。举例来说，你手上长了个脓包是突发新闻，而你像中医那样在脓包之外探寻身体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问题就是日常新闻。 日常新闻奖项的出现，为参赛摄影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促使他们探寻平凡生活中不平凡之处。正如这次另一位终审评委、波士顿美术馆馆长及摄影师安·托克（Anne Wilkes Tucker）所言，获奖作品应该不仅有新闻，更要有观念。 从近年来的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荷赛允许新闻与纪实、甚至纪实与艺术之间可以跨界，这说明荷赛是有反思能力的国际大赛。

文汇报：这次共有4位中国摄影师获得荷赛奖项，其中有些作品的选题或拍摄思路似与曾获荷赛奖的中国作品有些雷同，对此你怎么看？

顾铮：有些题材确实值得一拍再拍，所以评委不会因为题材与曾获奖作品相同而排斥它们入选。而且，收到的新作品有可能比原获奖作品拍得更好，那更不能以选题相同为由将其拒之门外。

对摄影师个人而言，他或许有比较擅长的成熟的拍摄思路。如果他这次的选题比上次更贴近实际，所反映的现状比上次更有感染力，照片整体的表现也比上次进步的话，我想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获奖的阻碍。

关于荷赛启示  “软实力”，着急有用吗？

文汇报：在所有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中，你认为荷赛是最具权威性的吗？

顾铮：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其他同类比赛可以取代荷赛的地位。荷赛从1955年发起、1957年举办至今，它的专业标准还是比较被世界所接受的。

文汇报：你能否用一句话来评价荷赛？

顾铮：就如我刚刚所说的，荷赛是有一场反思能力的比赛。比如今年整体删除了文化艺术类和新闻人物类、细化了体育类和肖像类，比如3年前开始有流媒体作品评选，都让人看到关于新闻摄影新的可能性与潜能，都是与时俱进的表现。而流媒体作品不由我们评选，也体现了组委会追求更专业的考虑。

文汇报：你觉得荷赛带给我国主办的一些国际性活动以怎样的启示？

顾铮：“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由荷兰发起，而中国人称这场国际赛事为“荷赛”，这不正说明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对荷兰国家“软实力”的认可吗？而且，荷赛这项能够改变人类对世界看法的大赛，是由民间力量（主要是基金会）推动的，这更是一种深入民族骨髓的“软实力”。除了荷赛，在荷兰很多地方都能感受到“软实力”的力量。比如在机场，设计师会将荷兰瓷器元素融入休息室建设，瓷器被做成大型的杯状休息座椅，这是非常有创意，并且能获得很好宣传效果的。 把荷赛变成了自己的“软实力”，荷兰用了58年，这说明“软实力”需要不断被充实、不断自我发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想给国内一些动辄高呼“彰显软实力”的论调提个醒——“软实力”，着急有用吗？

把温情写在心底

本科生：“选他的课需要勇气”

新学期第一天，哲学系大四学生朱志浩翻着选课表，慕“中国第一位荷赛终审评委”之名来上顾铮的《视觉传播》课。 朱志浩原以为，顾铮的课是“教授国际最高端时尚的拍照技术”，但实际却是：点评荷赛年度照片、阐述康德思想与人生教义关联、谈论宗教与视觉符号呈现、分析民族志摄影与人类社会关系、探讨视觉传播与“软实力”构建……不停歇的一个半小时里，没有一分钟在“教授拍照技术”。“后来我才知道，顾老师是观念摄影师，他讲课侧重影像背后的故事与思考，而不是拍摄技术本身。”朱志浩说，“听顾老师的课就像在看静态纪录片。”

尽管获益匪浅，朱志浩仍坦言：“选他的课需要勇气！”

顾铮每次开课都要列出几十本参考书，令学生直呼“抄书目就能抄上大半节课”。根据他的统计，能够认真读完其中10本以上的学生，不超过5人。他对学生作业的最低要求是必须原创，曾有不止一个学生“扒网”得了“不及格”。 “我还是旁听吧。”下课后，朱志浩对记者说。

硕士生：“他只是鼓舞着你”

姚瑶是顾铮的硕士生，在去年赴法国交流时写给顾铮的第一封邮件中，说自己“常流连电影院”、“去了荷兰比利时”，口吻就像写给一个老朋友。顾铮在回复时没有架子，在关心之外，写了一段“如果能够在扩大视野与培养兴趣的同时，找到有助于毕业论文的材料与相关理论更好……你走后在大家的力促下开始了读书会，已经搞了两次，也期待你回来后的加入与推动”。

“读完邮件，并没有感觉充满压力，而是很受鼓舞。”姚瑶说，从字里行间她能感受到导师对她和她学术生活的真切关心，这鼓励了她多看书、多逛博物馆，甚至还在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自行采写了一篇对荷兰某艺术家的访谈，令顾铮颇感欣慰。

“我没什么可以帮到你们。”顾铮常这样对他的研究生讲。在传统新闻教育中，顾铮集中于艺术理论、视觉传播、摄影文化史的研究方向确属冷门，他每年接收的硕士生不超过5名，其中不乏志愿被调剂者。学生常见的新闻、市场、公关等就业诉求，也多在他的人脉圈外。

“但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顾老师总会及时出现。”顾铮的研究生段书晓说，“他心里一直装着我们。”她记得研三写毕业论文焦头烂额时，一次顾铮上完课，从包里掏出本《新博物馆学手册》给她，“这对我写硕士论文非常有用”。姚瑶在法国时，也曾收到顾铮的“提点邮件”：“根据你论文的题材，你看看能否找一些研究VU画报（画报史上的重要杂志）的论文，可能会有帮助”。

虽然对自身的研究领域有着“溢出主流之外的恐惧”，但段书晓还是考了顾铮的博士，因为她认为顾铮的眼力好、选题准、看法新，“不要对导师有太多功利的期待，他只是鼓舞着你”。

博士生：“他已经封死了直博这条路”

在段书晓考博时，她身边很多人都不理解——既然是顾铮的硕士，想读他的博士，为何不争取直博？“他已经封死了直博这条路。”段书晓说。

“直博是一种看上去很省力，最后可能很不省力的做法。”顾铮认为，考博不仅能考察学生调动知识的能力，更能检验学生读博的决心与合适度。在国内，不少大学硕博连读5年就能毕业，但顾铮感到真正要在博士期间有所长进，至少要3到5年的时间，“按现在的培养模式，3年硕士、3年博士是最低标准了”。另外，硕博连读通常不需要撰写硕士论文，但在顾铮看来，“写作是重建知识结构的重要过程，写硕士论文的训练这一关不能被省略。你只有通过写硕士论文，才有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继续学术之路的能力与激情。”

个性博导自然容易吸引个性学生，顾铮的博士生培养之路不算一帆风顺。至今，他还没有一个博士如期毕业。“开门大弟子”参加选秀节目后，放弃学业踏入娱乐圈；“二弟子”因为创业选择肄业；今年理应毕业的两名博士已申请延期。“我正在写毕业论文，争取今年按时毕业。”开学第一天，日本博士生石塚洋介向顾铮表了“决心”。

最喜欢“学者”这个称呼。

在所有的称谓中，顾铮最喜欢“学者”。在他看来，“学者”可以被理解为“不断学习的人”，“我不敢自称学者，但这个称呼让我找到了不断学习的借口”。

顾铮认为，学者必须要有不倦的好奇心，“人可老，智不可停”。在荷赛评审期间，60岁的终审评委、波士顿美术馆馆长及摄影师安·托克（Anne Wilkes Tucker）对学习的态度，让顾铮非常钦佩。“评审时，她一直在记笔记。听说她家里有一书橱的笔记，真不得了！”

在顾铮的课上，最不缺的就是信手拈来的知识要点与肆意发挥的哲学思辨。在博学的背后，是他惊人的阅读量。顾铮说，每年他都要花费几万元买书。一些国外前沿图书价格不菲，除了自己出国常“买书买得行李超重”外，他也不放过请留学生或外出交流的学生“海外代购”的机会。这个寒假，石塚洋介就从日本给他买来了指定的6本书。

事实上，“书患”已经让顾铮的办公室变得难寻立足之处，橱里、桌上、椅上、地上到处都是书，因为“家里早就堆不下了”。顾铮说，5年前他开始着手整理家中书房，但苦于“书本增加的速度总比整理得快”，至今不见成效。这般情形下，找书就成了难题，“我总怀疑有个黑洞，把我要的书都吸走了”。

“信息隐士”萌发“新媒体意识”

上课时，公用电脑忽而跳出新闻弹窗，顾铮兴致盎然地将头条标题读了出来。尽管这条新闻在微博上已经被刷了两天，但对顾铮来说，还是则“新闻”。

曾有媒体称顾铮为“信息隐士”，在2007年前他不用手机，家里的电视一年开不了几回。时至今日，每天早上阅读《文汇报》、《东方早报》依然是他获取新闻的途径。去年底，他换了一部智能手机，自嘲是“拿着导弹当弓箭使”。目前，他能熟练使用的功能是：打电话、收发短信和拍照。iPad之于他，只是“可以拿在手上看新闻网页”，他还不会下载使用app，没有微博与任何即时聊天工具，不会用它看美剧。

“我已经有了新媒体意识，与时俱进也要慢慢来。”顾铮说。在荷赛评选现场，当其他各国评委玩着手机、刷着平板电脑时，顾铮觉得“至少看上去，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

来源：文汇报 作者：单颖文